乡土凌霄 —— 我们守望的乡村
凌霄是一个小山村。它的名字雅致、美妙、意境,应该是中国最美的乡村名称之一。其山水、人文也如其名字一样,有着独特的魅力,尤其是它的乡土特征。
凌霄位于贵州最北部,紧邻经济、文化发达的四川、重庆,是历史以来黔北的几条重要南北辅助通道之一。凌霄这条通道位于黔北的大堡山脉脚下,应属于乡村级通道。虽然只是辅助通道,但一点也不妨碍它的开放交融,生动活泼,它仍具有通道的一些特征,比如经济往来频繁,思想观念开放,信息传播较快,等等。这条通道在地理上是狭长的,有点微缩版河西走廊的味道,但不能与之相提并论。因为有通道的存在,作为小山村的凌霄——其个性变得更加鲜明。
龙脉与命脉。从地形上看,高耸入云、巍峨雄壮的大堡山犹如一条由南向北爬行的巨龙,茂密的森林为这条巨龙提供了充足的养分。由山势自然形成的条条山涧汇集成清清的凌霄河,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滋养。世代的凌霄人在沿河两岸休养生息,繁衍后代,安居乐业,这是“天人合一”“顺势而为”等价值观念的集中表达。因为此,延绵起伏的大堡山成了凌霄的龙脉,流淌千年的凌霄河成了凌霄的命脉。有了龙脉、命脉,加之其地理优势,自然而然就催生了通道的形成,这条通道就是人脉。它川流不息,奔向四面八方。
“天渠”与耕。凌霄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,充足的光照、充沛的雨量、肥沃的土地,这些都是当地农业发展的充分条件。但在喀斯特地貌的山区,工程性缺水仍然是制约农业发展的关键难题。为解决水利灌溉问题,在上世纪50、60、70年代,当地农民紧紧依靠勤劳的双手和使用初级的工程手段,花费近20年时间,硬是在岩石绝壁上凿出了两条分别长达58里和40里的“天渠”——“平凌大堰”和“黄木沟大堰”,8位农民因此而献出宝贵生命。这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水利工程壮举,也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民战天斗地、不怕牺牲、自力更生的生动写照。时至今日,这两条大堰仍灌溉着数万亩良田,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凌霄子民,为当地农耕生活的稳定、殷实、丰富提供了重要保障。需要强调的是,这种以开凿“天渠”为代表的攻坚精神,与当地农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、道德规范、行为意识、泥土情怀和生活习俗等相互融合、相互促进,逐渐沉淀为充满活力、积极进取和具有区域特色的农耕文化。这种形成习惯的生活方式——文化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和韧性,它不易改变,始终影响着一代代的凌霄人,且生生不息。
集市与街。人类有逐水而居的生活习性。当地居民沿凌霄河两岸定居下来,并逐渐形成带状的村寨链条,长长的、弯弯的,像串联的珍珠一般。同时,在通道带来人流、物流、信息流等要素的作用下,地势开阔、居民集中的村寨便成了资源的汇集地,并在长期的积累中形成了集市。每逢“赶集日”,这里会热闹非凡,方圆50里的农民在这里交易,购买生产生活所需,也在这里接受或传递来自各方的信息。在通道效应和集市效应的共同作用下,当地的人口得到不断流动尤其是内外互动,这就为当地文化的多样和丰富提供了必要条件,集市也因人的流动而变得繁荣。由于集市长期的吸附、沉淀,包括商贸、婚配、节庆等多种社会活动的深入发展,集市逐渐被固定下来,形成了当地人的习惯称呼——“凌霄街上”。川渝黔文化、商贸文化、民族文化、寺庙文化等多种文化在这里交汇、交融,形成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本土文化,凌霄街上也逐渐演变成为当地社会、经济、文化活动的核心地(核心地一旦产生,这个区域就有了向心力)。值得一提的是,居住在凌霄街上附近的村民竟有30多个不同的姓氏,且是没有血缘关系的“杂姓”。我们知道,在中国农村的普通自然村寨中,一个村民组或寨子一般只有几个不等的主体姓氏,诸如韩家坝、张家湾、王家堡等这样的姓氏村寨,但类似这样的“杂姓村”现象并不多见,这是一个文化事实,也是一个社会现象。可贵的是,这个长期受通道文化影响、以凌霄街上这个“杂姓村”为代表、在凌霄地域内的村寨都具有极强的文化包容性,它们从不排斥外来文化,包括社会规范、家族礼制、饮食习惯、民间艺术、农耕技术、现代商业等一切优秀的文化,始终秉持开放包容、兼收并蓄的态度,充分吸纳其文化养分,起到了丰富、稳定当地文化形态的作用。当地也由此形成了积极向上、勤奋进取、乐观豁达的精神特征。
育人与育才。在七八十年代,由当地的佛教寺院——鱼江寺改建的凌霄小学曾有“幼儿班”的编制——相当于现在幼儿园的大班,主要招收当地离学校比较近的孩子。这在当时贫穷的中国农村尤其是贵州农村,绝对是一个了不起的现象,很多地方连学校都没有,这里竟然有“幼儿班”存在,即便担任教学任务的多为民办教师或代课老师。这个现象反映了当地人的视野远超其它乡村,尤其是对学知识、学文化的重视。更加难能可贵的是,这种“学知识要从娃娃抓起”的看法不只是学校单方面的,而且也是当地大多数农民的共同意愿。这就是七八十年代的凌霄农民——他们对落后的农村生活不甘心、不低头、不屈服,始终坚定读书就能改变命运的决心,并为之付诸行动。他们的思想、观念、认知和行为值得敬重。由于当地对文化教育的高度重视,一边放牛一边看书,在砍柴休息的间隙学习,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被烧焦头发仍孜孜不倦读书的大有人在……当地因此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人才——工程师、企业家、将军、教授、医师、博士、工匠、技师,等等,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等一批高等学府也让偏远山区的凌霄不再陌生。这些人才为国家、为社会做出了或大或小的贡献,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时至今日,当地人强烈的育人意识和与生命抗争的顽强精神仍在不断发生外溢、扩展效应,并将持续催生更多的人才,这是可以预见的,因为现在的基础比以前更加厚实,且势不可挡。
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曾这样说过:“从基层上看去,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。”对于长期以来处于农业社会的中国,现在随着社会、经济、观念、城市等因素的快速变化,其乡土性也在发生变化。作为文化母体的一分子——很小很小存在的乡村——凌霄也不例外。事实上,前文描述的凌霄通道,现在因周边有更大的通道产生而逐渐弱化;七十年代就存在的“幼儿班”也因人口向城镇不断流动而消失;离开农村到城市生活的人依然存着浓浓的乡土情结——比如依托阳台、屋顶种植蔬菜或花草的现象,等等。这是中国社会快速向前发展的结果,也是中国社会乡土性的时代特征。今天,当把“乡村级的凌霄”放在中国地理和中国社会的大背景下来称量,凌霄的乡土特色仍然是鲜明的,因为它开放包容的宽广胸襟、战天斗地的“天渠”气魄和深入骨髓的育人意识等诸多精神品格不但没有消失,反而在那片肥沃的土地扎下根来,并随着走南闯北的凌霄人奔向四面八方。
(作者:王雄 来源: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)